游戏

 

我是一片树叶
枯萎的
带着黄灰的斑点
仿佛老人的记号
仿佛老人的句号
那些晦涩的流失
一点一滴
一个切除肺叶的国王
说谎的青春
在迷醉中欢愉
粗糙而笨重的脑袋
打着瞌睡
一截空的树桩
是我

7月7日

人生
那些悲喜剧
在水沟里偷笑
流着泪
 
喜欢的
痛恨的
站在桥上大叫
跳下去
多么美好的旅程
最后的飞
虚无的空气和幻觉
如同华丽的吊灯
颓废的夕阳
烟头般的夕阳
很乱的头发和树林
长长的隧道和指甲
悲伤的
犹豫的
失去的
就像是灵魂

 

带着那些敏感的内脏
去体验生活的腐败
去一同腐烂
坐在街边吃面
站在房顶骂街
结婚生子买菜下葬
一切的有序和无序
井然有条的混乱
架在脖子上
多么美好的生活
光辉的明天在
在晚上做梦流着口水
攀爬着勃起的阳具

 

                           7月4号

弗洛伊德与他的精神分析法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Frend Sigmund 1856—1939)。
　　奥地利精神科、神经科医生、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4岁时举家迁居维也纳。他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76年到1881年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1881年开始私人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1886年与马莎·伯莱斯结婚，育有三男三女，女儿A·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1938年因遭纳粹迫害迁居伦敦，于1939年12月23日因口腔癌在伦敦逝世。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1884年与J·布洛伊尔合作期间产生的，他们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他先从布洛伊尔那里学了宣泄疗法，后又师从J·沙可学习催眠术，继而他提出了自由联想疗法，1897年创立了自我分析法。他一生中对心理学的最重大贡献是对人类无意识过程的揭示，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人类的性本能理论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他的主要著作有：
　　《歇斯底里研究》　　(1895)、
　　《梦的解释》　　　　(1900)、
　　《性欲三论》　　　　(1905)、
　　《论无意识》　　　　(1915)、
　　《自我与本我》　　　(1923)、
　　《焦虑问题》　　　　(1926)、
　　《自我和防御机制》　(1936)。
　　弗洛依德（Sigmund Fred, 1856-1939）
　　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早年从事神经学的研究，随后在J.M.夏尔科、A.A.利博尔特和J.布罗伊尔的影响下，应用催眠治疗精神疾病。1893年与布罗伊尔合作发表《癔病的研究》，提出一个假设，认为病人把曾经有的情绪经验排除到意识之外，由此阻碍了许多心理能力；通过催眠回忆后，情绪发泄了，病就痊愈了。由此逐渐发展了精神分析技术。
　　由于对病人及对自己的梦的观察和分析，弗洛依德发现和确认了无意识心理现象。提出梦是愿望的满足，形成了梦的分析技术。1900年出版《梦的解析》一书。这是用前所未有的思路，别出心裁的开创一种研究心灵和精神病理现象的新领域。1905年弗洛依德出版《性学三论》一书，他把生物发生原则用于研究心理性欲的发展，对这一问题做了种系发生的和个体发展的观察与概括。1914年弗洛依德发现自恋的心理现象，并以先天的内部驱力，即爱力来解释人的行为，认为生命由此得以支持。这一能量称为生本能，其投注于外即为爱情的对象，投注于内即为自我爱恋。1920年，弗洛依德修正关于本能驱力的理论，提出死本能作为补充。1923年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人格结构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3格部分。1927年发表了《幻想的未来》，对宗教做了精神分析的评述，1930年他对现代文明做了剖析，并在生命的最后年代（1934-1938）写了《摩西和一神教》的批评性著作。
　　弗洛依德终生从事著作和临床治疗。他的思想极为深刻，探讨问题中，往往引述历代文学、历史、医学、哲学、宗教等材料。他思考敏锐、分析精细、推断循回递进、构思步步趋入，揭示出人们心灵的底层，这就是精神分析的内容极其丰富的根源。
　　
　　
　　参考资料：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属于心理动力学理论，是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伊德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创立。精神分析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石，它的影响远不是局限于临床心理学领域，对于整个心理科学乃至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均有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它有以下几种基本理论：
　　一、精神层次理论
　　该理论是阐述人的精神活动，包括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等、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不同的意识层次包括意识，下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次，好象深浅不同的地壳层次而存在，故称之为精神层次。
　　人的心理活动有些是能够被自己觉察到的，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就会发觉内心不断有一个个观念、意象或情感流过，这种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叫做意识。而一些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却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因不符合社会道德和本人的理智，无法进入意识被个体所觉察，这种潜伏着的无法被觉察的思想、观念、欲望等心理活动被称之为潜意识。下意识乃界于意识与潜意识的层次中间，一些不愉快或痛苦的感觉、觉、意念、回忆常被压存在下意识这个层次、一般情况下不会被个体所觉察，但当个体的控制能力松懈时比如醉酒、催眠状态或梦境中，偶尔会暂时出现在意识层次里、让个体觉察到。
　　二、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
　　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
　　自我，其德文原意即是指“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三、性本能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其目的是保持种族的繁衍与个体的生存。弗洛伊德是泛性论者，在他的眼里，性欲有着广义的含意，是指人们一切追求快乐的欲望，性本能冲动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当这种能量（弗洛伊德称之为力必多）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机体的紧张，机体就要寻求途径释放能量。弗洛伊德将人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为５个阶段：①口欲期；②肛门期；③性蕾欲期；④潜伏期；⑤生殖期。刚生下来的婴儿就懂得吸乳，乳头摩擦口唇粘膜引起快感，叫做口欲期性欲。１岁半以后学会自己大小便，粪块摩擦直肠肛门粘膜产生快感，叫做肛门期性欲。儿童到３岁以后懂得了两性的区别，开始对异性父母眷恋，对同性父母嫉恨，这一阶段叫性蕾欲期，其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儿童会体验到俄底普斯（Oedipus）情结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情结，这种感情更具性的意义，不过还只是心理上的性爱而非生理上的性爱。只有经过潜伏期到达青春期性腺成熟才有成年的性欲。成年人成熟的性欲以生殖器性交为最高满是形式，以生育繁衍后代为目的，这就进入了生殖期。弗洛伊德认为成人人格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前三个发展阶段已基本形成，所以儿童的早年环境、早期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成人的变态心理、心理冲突都可追溯到早年期创伤性经历和压抑的情结。
　　弗洛伊德在后期对提出了死亡本能即桑纳托斯（thanatos），它是促使人类返回生命前非生命状态的力量。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只有在此时，生命不再有焦虑和抑郁，所以所有生命的最终目标是死亡。死亡本能派生出攻击、被坏、战争等一切毁灭行为。当它转向机体内部时，导致个体的自责，甚至自伤自杀，当它转向外部世界时，导致对他人的攻击、仇恨、谋杀等。
　　四、释梦理论
　　弗洛伊德是一个心理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梦也不例外，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联想，而是欲望的满足，在睡眠时，超我的检查松懈，潜意识中的欲望绕过抵抗，并以伪装的方式，乘机闯入意识而形成梦，可见梦是对清醒时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欲望的一种委婉表达。梦是通向潜意识的一条秘密通道。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窥见人的内部心理，探究其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突。通过释梦可以治疗神经症。
　　五、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的一种防卫功能，很多时候，超我与原我之间，原我与现实之间，经常会有矛盾和冲突，这时人就会感到痛苦和焦虑，这时自我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以某种方式，调整一个冲突双方的关系，使超我的监察可以接受，同时原我的欲望又可以得到某种形式的满足，从而缓和焦虑，消除痛苦，这就是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它包括压抑、否认、投射，退化、隔离、抵消转化、合理化、补偿、升华、幽默、反向形成等各种形式。人类在正常和病态情况下都在不自觉地运用，运用得当，可减轻痛苦，帮助度过心理难关，防止精神崩溃，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
　　压　抑——当一个人的某种观念、情感或冲动不能被超我接受时，就被潜抑到无意识中去，以使个体不再因之而产生焦虑、痛苦，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遗忘和抑制。如很多人宁愿相信自己能中六合彩而不愿想像自己出街时遇车祸的危险，其实后一种的概率远比前者大，这是一种压抑机制的不自觉运用，因为当人意识到每次出街都要面临车祸的威胁时就会感到焦虑，人为了避免焦虑故意将其遗忘。
　　否　认——指有意或无意地拒绝承认那些不愉快的现实以保护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如有的人听到亲人突然死亡的消息，短期内否认有此事以减免突如其来的精神打击。
　　投　射——指个体将自己不能容忍的冲动、欲望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以免除自责的痛苦，如一个人性张力过大，做梦时都梦见另一个人与异性在发生性行为，这是自我为了逃避超我的责难，又要满足自我的需要，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别人的身上从而得到一种解脱的心理机制。
　　退　行——当人受到挫折无法应付时，即放弃已经学会的成熟态度和行为模式，使用以往较幼稚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叫退行。如某些性变态病人就是如此，成年人遇到性的挫折无法满足时就用幼年性欲的方式来表达非常态的满足，例如在异性面前暴露自己的生殖器等。
　　隔　离——将一些不快的事实或情感分隔于意识之外，以免引起精神上的不愉快，这种机制叫隔离，如人们来月经很多人都说成“来例假”人死了叫“仙逝”“归天”，这样说起来可以避免尴尬或悲哀。
　　抵　消——以象征性的行为来抵消已往发生的痛苦事件，如强迫症病人固定的仪式动作常是用来抵消无意识中乱伦感情和其他痛苦体验。
　　转　化——指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从而避开了心理焦虑和痛苦，如歇斯底里病人的内心焦虑或心理冲突往往以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如瘫痪、失音、抽搐，晕厥、痉挛性斜颈等等，病者自己对此完全不知觉，转化的动机完全是潜意识的，是病者意识不能承认的。
　　补　偿——是指个体利用某种方法来弥补其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从而掩盖自己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这种作用。
　　合理化——是个体遭受挫折时用利于自己的理由来为自己辨解，将面临的窘境加以文饰，以隐满自己的真实动机，从而为自己进行解脱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升　华——指被压抑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原始冲动或欲望用符合社会要求的建设性方式表达出来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如用跳舞，绘画，文学等形式来替代性本能冲动的发泄。
　　幽　默——是指以幽默的语言或行为来应付紧张的情境或表达潜意识的欲望。通过幽默来表达攻击性或性欲望，可以不必担心自我或超我的抵制，在人类的幽默中关于性爱，死亡、淘汰，攻击等话题是最受人欢迎的，它们包含着大量的受压抑的思想。
　　反向形式——自认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心欲望或冲动会引起自我和超我的抵制，表现出来会被社会惩罚或引起内心焦虑，故朝相反的途径释放导致反向形成。如有些恐人症的病人内心是渴望接解异性的，但却偏偏表现出对异性恐惧。


精神分析学与音乐史人物个性心理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学方法初探

海音乐学院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精神分析学派以其理论研究历史人物个性心理的情况，分析了这方面研究的得失与影响。以布劳科普夫的马勒传记、希尔德斯海默及勋伯格的莫扎特传记为例，对如何借鉴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西方音乐史人物个性心理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不仅需有准确、充分的主、客观方面的文字材料用于分析，还需要联系研究对象的音乐作品及手稿等进行分析。而仅将心理分析作为参照方法之一、研究视角之一似更为可行。

【正文】

在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各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音乐家是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近几十年来，受新崛起的心理史学影响，有学者借助心理学方法对音乐史上著名音乐家的个性心理进行了研究，颇引人瞩目。这方面的研究成效究竟如何，整体来看心理学与历史学、音乐史学的结合始于何时，在历史人物个性心理的研究方面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如何，本文拟就手头有限的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一点初步的归纳和探讨。

心理史学——对历史上杰出人物个性心理的研究

在当代的史学研究中，曾有过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种心理学理论的应用，但一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仍是精神分析学派。精神分析学派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历史人物的个性心理方面，换言之，引起史学界注意的首先是个性心理学。在此先回顾一下这方面研究的情形。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框架可分为无意识学说、释梦理论、性的理论和人格学说等几个部分。而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历史问题的代表作品是他1910年写的《列奥那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一文（以下简称《列奥那多》），此文被认为是心理史学的奠基作。

据弗洛伊德描述，达·芬奇具有双重性格，如他坚持素食，常买鸟放生，但又有兴趣设计残忍的攻击性战争武器、研究和速写临刑死囚的脸。他以绘画闻名于世，但作画速度很慢，还常半途而废，把大量时间花在与绘画不相干的其它科学研究活动上。他是女性美的杰出描绘者，但终身未娶，甚至成年后未接近过女性。弗洛伊德企图从追溯童年和性的经历着手解开这些疑团。他根据零星的资料，得知达·芬奇的私生子出身，推测他五岁之前一直随被父亲遗弃的生母生活，因此必然强烈地依恋母亲，并且生理、心理上较为早熟。而幼年缺少父亲的生活造成他心理上受挫，导致长期的心理不平衡，并使原始性本能受到压抑，于是性本能通过升华转化为钻研学问的动力。弗洛伊德还把他对现代同性恋者临床观察的经验用于达·芬奇，认为他童年对母亲的依恋和他后来的同性恋倾向存在因果关系。至于达·芬奇的幼年记忆——一只鸟以尾撬开他的嘴并反复撞击其嘴唇，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母亲对他的哺乳和亲吻，是母亲——他幼年唯一亲人的象征。

总之，弗洛伊德在这篇传记中提出并运用了关于写人物心理传记的两个独特原则。其一是必须涉及人物“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注：转引自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第456页。），才能理解其心理活动的本质，其二是人物若具有某种突出才能，往往源于其童年早期的性压抑，是性欲的升华。

弗洛伊德的分析建立在极有限的史料上，史料的不足和不准确是其分析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精神分析的具体操作——分析者与被分析者的谈话，以及从这种谈话中发展出来的自由联想技术不能直接用于处理史料。弗洛伊德只能从他的理论模式出发，用零星的材料去套这一模式，求证其理论。有关材料不足时，又按其理论来臆断“史实”。这无疑是违背史学原则的。再者他的幼儿性欲论过分夸大了性的作用，过分强调了个人生理和家庭因素，把人的一切思想、行为特征都归因于幼年经历，完全无视人成长、生活的文化、社会背景、自然条件及其变化。

然而，尽管谬误不少，弗洛伊德的《列奥那多》还是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因为他打开了长期被史学家忽视的无意识的大门，使人们注意到潜藏于历史人物表面现象之下的这一重要领域，发现有可能深入其中去探究历史人物某些非理性思维、情感，乃至某些病态心理、行为的成因，及其对人物理性层面诸种表现的影响。《列奥那多》的价值还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开拓性，这条心理学与历史学交叉、结合的新路，对后人有颇强的吸引力。

《列奥那多》之后，在美国陆续出现不少这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史学传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弗洛伊德本人与W.布利特合著的《托马斯·威尔逊，美国第28届总统的心理研究》（完成于三十年代，发表于1966年）、O.P.弗兰兹的《俾斯麦心理分析初探》（1972）、R.G.L.怀特的《阿道夫·希特勒的犯罪感：历史和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1971）、B.马兹利什的《关于一个心理历史学的调查：“真实的理查德·尼克松”》（1970）等等。仅从这些题目已可见，六、七十年代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重点仍在历史重要人物的心理分析方面。这些传记也仍然存在和《列奥那多》一样的问题，即只着眼在幼儿时期生理的、性的需求有否得到满足，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上。似乎人的性格、生活道路完全取决于幼年经历。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应用心理学研究历史方面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弗洛伊德，他就是从欧洲移民美国的E.埃里克森。他的研究宗旨是揭示历史人物的深层心理，但他不同意幼儿期性欲对人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行为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不象弗洛伊德那样强调本我和超我的作用，而是重视自我的作用，把个性发展看作自我与周围文化、社会环境及群体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认为人从生到死都在变化，而青春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期。他的代表作是《青年路德：心理分析学和历史研究》（1958）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

准确一点说，埃里克森只是对弗洛伊德作了一些修正，他的研究仍然与弗洛伊德一样存在史料的问题，都患有臆断历史、以理论模式硬套历史的致命伤。

八十年代，即《列奥那多》发表70年之后，历史学界普遍对精神分析学失去信心。

实例与思考——有关历史上著名音乐家个性心理的研究

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左右，由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方音乐史学中对音乐家的研究已开始较重视人物的个性心理。英国音乐学家杰拉德·亚伯拉罕写的《柴可夫斯基传》（孟一凡、张初荪的中译本称根据1949年的重印版译出，出版时间当比此更早）就始终把重点放在柴可夫斯基的个性心理方面。作者声称，“他的性格为业余心理学家提供了材料，他们比古往今来任何音乐家所提供的材料都更为有趣”，作者又自认“试图一方面描绘他的‘真实本性’，另一方面叙述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外在表现”，于是读者读到了一个在生活中时常表里不一、前后矛盾、言不由衷的柴可夫斯基，他多愁善感、惧怕人类，音乐创作对于他如同精神支柱。不过，这本人物传记毕竟也只提供了材料而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心理学方法。直到五、六十年代，随着心理学和心理史学的发展，从心理学角度对音乐家个性及其在音乐创作中所起作用方面的研究才真正活跃起来。

布劳科普夫的《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实例与思考之一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奥地利音乐学家库尔特·布劳科普夫的马勒评传《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据中译本译者高中甫介绍，该书在1969年初版后即被译成六种文字，成为了解马勒的一本标准的评传。

开篇作者便告知读者，马勒在他作为指挥家、作曲家已名声显赫的五十岁那年，亦即距他离开人世还有约十个月时，曾因与妻子——比他小二十岁的阿尔玛——之间一场突发的情感危机而导致精神不安，并因此去求助于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这是全书的楔子，它显示作者将采取一种心理学的视角，或更具体地说他可能涉及精神分析学的方法。

作为治疗手段，弗洛伊德促使马勒去注意自己的童年经历，而布劳科普夫的评传也是从精神分析学所重视的童年经历开始的。他回溯了马勒的生平及精神世界，对他明显的双重性格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心理矛盾进行了探源。

但是，布劳科普夫首先研究的是马勒的种族出身和幼年生活的社会背景，这明显地表现出他与弗洛伊德的不同之处。接着他从社会背景引伸出对马勒父亲生活态度的述评：作为受多重歧视的犹太人，马勒的父亲自觉或不自觉地清除能使人想到犹太种族自我隔离的东西，如忽略犹太宗教习俗，让孩子参加天主教祈祷及唱诗，使孩子接受德意志教育等。总之是信仰让位于实用，尽量争取社会认同，以求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布劳科普夫的评传使我们相信，父亲的这种生活态度影响了马勒的一生，有时甚至在他身上演变为一种双重人格——他集浪漫、狂热、竭力摆脱现实束缚的梦幻者和为权力、地位老谋深算、善用手段的策略家于一身。

——作为犹太人，他悲叹“三重的无家”，但同时又由衷地推崇德奥文化，并自觉地继承、发展奥地利音乐传统。

——他早期对造型艺术不感兴趣，后来却成了优秀的歌剧指挥、奥地利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又从来没有踏进综合艺术领域一步。他的交响乐虽然主题、构思基本都源于他的歌曲，但结果还是一脉相承于奥地利－维也纳纯音乐的传统。

……

布劳科普夫在书中简要介绍了弗洛伊德对马勒爱情状况的分析。弗洛伊德认为，马勒的母子关系影响了他的夫妻关系，母亲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她先天跛足，患有心脏病，生育了十四个孩子，在越来越繁重的家务中疲惫不堪，与丈夫关系紧张。所以马勒潜意识里要在自己生活伴侣的脸上重寻母亲的愁容。

对于《列奥那多》作者的这翻解释，布劳科普夫并没有表示赞同，他只是指出，马勒十四个兄弟姐妹中有七人先后夭折，死亡在他童稚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但更使幼年马勒精神感到压抑的，是双亲“像水火一样不相容”（注：转引自库尔特·布劳科普夫著、高中甫译《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第10页。）的异常紧张的关系、父亲对母亲毫无爱心的态度。

可悲而令人深思的是，事实上成年马勒在某种程度上重蹈了父亲的覆辙。他能从经济上负担起照顾弟妹、家庭的重任，而在爱情方面却表现得自私、专横，竟禁止颇有才华的妻子作曲，常常沉溺于工作而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以至晚年为此内疚、自责。这是否与他幼年的精神压抑有关？若有关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布劳科普夫又谈到，马勒回忆中提及的一件事——他因无法忍受父母的激烈争吵而冲出家门，却遇到街头艺人庸俗的表演——说明悲剧与轻浮平庸之间的撞击在马勒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在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马勒作品中从悲剧性表情僵硬地转到滑稽表情的倾向。布劳科普夫这一观点使人联想到，马勒性格中有令人难以捉摸的一面，表现之一就是他的情绪时常会戏剧性地突变，究其根源应该也与这类幼年经历有关。而且，或许也是幼年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压抑，奠定了马勒作品的悲剧性基调。

布劳科普夫认为，幼年马勒迷恋音乐是因为这能使他逃离常令他压抑的现实，对他来说音乐是梦的世界、理想的世界。这种论点比弗洛伊德的“升华”论容易理解。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位现实生活的遁逃者血脉里流着他那深谙适者生存之道的父亲的血，而且他并不是一个意志薄弱者，所以他的“遁逃”其实不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消极逃避，更多的成分会是一种积极的生存策略。这一点在成年马勒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时而让在现实世界里受到种种制约、束缚的精神到创作——他的梦幻世界中去自由飞翔，时而又让在梦幻中骚动不安的心灵回到现实里取得平衡。布劳科普夫也把马勒频繁地往返于歌剧院工作、音乐会指挥以及交响曲创作比喻为“振奋精神的冷热水交替浴”（注：转引自库尔特·布劳科普夫著、高中甫泽《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第210页。）。从这一角度，马勒音乐生涯中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就可被看作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理调节的结果：

——他同时热衷于指挥和作曲，常常在指挥时表现出气质中阴柔的一面、在作曲时又表现出气质中阳刚的一面。

——在指挥方面，他既竭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又能同时以坚强的意志力、非凡的组织才能和精力应付着冗繁的行政事务、人事纠纷。但他假期作曲却一定要离群索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独自享受创造的痛苦和狂喜。

——他的交响乐创作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每一部都属于整个系列，体现了他对人生和世界的悲剧性的思考。但他这一系列的创作是二十多年里在繁忙的指挥及社会音乐活动中插空、断续地完成的。个性相当情绪化的马勒却能如此长时期地保持着思维、精神的高度紧张，兼顾好这一切。

……

布劳科普夫的这本马勒评传没有提到幼儿性欲问题，想是在成书的六十年代末期，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已普遍持否定态度的缘故。布劳科普夫只论及马勒青年时期对性的态度。由于当时性病尚无药可治，会置患者于死地，所以马勒很明白要控制自己的激情，不敢让冲动危及性命。于是对于青年马勒来说，肉欲的激情就和精神上、心理上的痛苦联系在一起了。这使笔者联想到，贡布里希《舒伯特与他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一文也提到舒伯特“灵魂中痛苦与爱情的搏击”（注：引自范景中编《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第274页。），他二十五、六岁时患了梅毒，因此不得不放弃结婚的愿望，他说：“每当我歌唱爱情，我的心中便充满痛苦，而每当我歌唱痛苦，我的心中却充满爱情。爱情和痛苦就这样把我撕成了两半。”（注：引自范景中编《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第274页。）

但在马勒而言，这种精神痛苦是否就直接导致艺术创造，即弗洛伊德所谓的“升华”、转化为艺术创造的动力，布劳科普夫没有直说，只在谈到马勒第一交响乐的创作时提及，马勒承认这部作品是“一次炽烈的爱情引发”的，而他又强调，“这部交响曲超出了这次爱情事件……表面上的经历是机缘而不是作品的内容。”（注：转引自库尔特·布劳科普夫著、高中甫泽《马勒—未来的同时代人》第78页。）

请注意两点，一是此处“炽烈的爱情”并不一定等同于上述爱情引起的精神痛苦；二是即使等同，马勒的表白也已说明，他的创作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宣泄，更多的应是深层的思想表现。可见艺术创造与某种精神压抑即使有联系，也不是简单、直接的联系，或许这压抑是创造的一个契机，但作为创造本身，当会有更多其它因素的参与。

布劳科普夫关于青年马勒对性的态度的述评令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马勒的心理、性格特征。他不乏强烈的情感，但不会让情感淹没理智。这进一步说明他性格中既是梦想者、又是策略家的两重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有时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甚至自私的一面。

布劳科普夫指出，马勒晚年由于疾病和死亡阴影的缠绕内心受尽煎熬，但同时难以置信地日益强盛的创作欲望也在支配、驱赶着他。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听到了比以往更为浓重的悲剧性内心体验和精神重负。

总体看来，布劳科普夫的马勒评传直接涉及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的仅是全书八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后七个部分与第一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如马勒性格的发展，由此而导致他的独特待人处世态度、方式等，前后往往都呈现出因果关系。从第一部分看，布劳科普夫只是先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有关学说和分析，然后针对这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疑问。他没有试图以某些事实去套精神分析学的某种模式，甚至没有认同这些模式。所以与其说他采取了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不如说他看问题时部分地采用了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更贴切。可以肯定，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也没有过分强调童年经历对传主一生的决定作用。但他还是重视童年经历，重视传主心理性格特征的由来、发展及其在时间上的前后联贯性。这正是精神分析学研究历史的一大优点，即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可见布劳科普夫对精神分析学观点所持的是扬弃的态度。我们若要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西方音乐史学，这应是对有关理论学说的一种可取的态度。

再有，心理学的角度其实只是布劳科普夫所取的主要角度之一，此外他还采取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美学和音乐学等多个角度。但是，他又始终把透视、剖析的焦点对准马勒的性格、心理，使读者随之进入马勒的精神世界，体验他紧张的思维活动、激烈的内心冲突，从而理解他对社会现实或积极或消极的抗争，以及不时作出的无可奈何的妥协，感悟他的音乐中永恒的宇宙和自然，参透他笔下的生和死，并最终明白，是同样的精神重负、同样的困惑、焦虑、烦闷、痛苦、内疚使现代人与马勒共鸣。笔者认为，布劳科普夫的马勒评传独特之处、成功之处就在于此，这对我们的西方音乐家研究应不无启发。

希尔德斯海默与勋伯格的《莫扎特》——实例与思考之二

另一个例子是稍后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所写的《莫扎特》。据《一幅莫扎特的心理肖像》一文（注：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作者周耀群介绍，在这本书里，希尔德斯海默尝试以莫扎特的书信和音乐作品为主要依据，运用艺术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这位音乐大师的个性和创作。他尤其侧重于无意识心理的分析，将其视为音乐家生活与作品之间重要的、过去被忽略的中间环节。而对无意识心理的分析的确使希尔德斯海默在不少问题上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

此处笔者因手头没有该书原著，但却从H.C.勋伯格《萨尔茨堡的神童——莫扎特》一文（陈琳琳所译中译本（注：该文为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的Harold.C.Schonberg著、陈琳琳译《从巴洛克到古典乐派》一书的其中一节）初版于1986年）中发现了一些相似的观点，虽然勋伯格自称文章只是为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所作，但他强调爱乐者应与作曲家的心灵交通，认为必须尝试去认同对方的心灵，才能了解乐曲的内涵，而在他那通俗易懂的字里行间的后面，透露出一种较新的、心理学的视角，他笔下描绘的是一个与过去人们心目中圣洁完美的音乐大师形象有所区别的、更人性化的莫扎特，所以下面在介绍希尔德斯海默的观点时，部分地援引了勋伯格的文字作为“旁证”，以期我们眼前的这幅“肖像”生动易解一些。

希尔德斯海默认为，莫扎特在与其亲人朋友及其所生活的整个现实社会和关系中基本处于被动地位，他是自我的，却不是自为的。

勋伯格如此评说：“天才儿童少有长大成人后仍能够过着与常人一般无二的正常生活者……他们的童年生活大都与成年人一起度过，通才教育被人忽视，特殊天分却又为人过誉。童年偏拗不当的生活积习，往往直到成年仍然无法摆脱。莫扎特的个人悲剧，即是种因于在成长的过程中太过仰赖父亲，以至无法适应社会与生活的要求。”（注：该文为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的Harold.C.Schonberg著、陈琳琳译《从巴洛克到古典乐派》一书的其中一节。）“早年向来依赖父亲的莫扎特一当支柱消失，生活就濒临瓦解的边缘，或许是对父亲潜意识的憎恶心理在背后作祟，或许莫扎特亟欲以独立的人格出现，只是不得其门，又或许是一旦马缰松放，他就要飞腾狂奔。不论其原因为何，莫扎特总是在情绪上表现得与父亲相去天渊——他随和，爱好社交，不守陈规礼法，亲切可掬。”“他从来不曾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脾气，对于管家、理财，及娱乐的安排与选择能力，也同样付诸阙如。”他“在音乐界中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外界盛传他轻浮、草率、性情不稳定，又执拗不知变通。”

希尔德斯海默又质疑过去认为莫扎特的小调作品都表现悲剧性思想的观点。指出，莫扎特有关信件表明，他的某些音响阴郁、紧张的乐曲与他创作时心境、情绪不佳有关，如不喜欢、不情愿却又不得不为某种乐器、或某种体裁写作品。而正象勋伯格所描绘的，莫扎特可不是一个善于以理性驾驭情绪的人，于是消极情绪很可能被不自觉地带到作品中。听众听到的并非作曲家有意赋予作品的内容，而是这部作品的前意识（介乎于意识与无意只之间的心理活动，保存着易于重新觉知的资料）内容。

对于莫扎特歌剧在题材选择的道德标准方面所受到的批评（如《唐·璜》），希尔德斯海默辩称，莫扎特只从音乐形式上、舞台戏剧效果上考虑他的歌剧选材，社会道德标准因为这种排它的音乐观念而被忽略了。勋伯格则指出：“淫荡、好讥诮、颓废，而又令人不悦的唐·璜，之所以被人推崇为不折不扣的现代英雄，在于他愿意为原则捐弃生命。‘忏悔！’这是统领幽灵的命令，而唐·璜则回复‘绝不！’，‘忏悔’，‘绝不！’，地狱之门因此洞开。”

也许真的是人物这种鲜明的个性激起了莫扎特的创作热情，他从中感觉到的是紧张的心理矛盾、戏剧冲突，预见到的是激动人心的舞台效果。如果再把莫扎特在社会、政治生活里表现出来的糊涂、盲目，以及他那不为传统观念见容的不羁个性与此联系起来看，狭义上的社会道德标准在音乐大师充满天才乐思的头脑中无一席之地就不足为奇了。

希尔德斯海默还探索从心理学角度审视莫扎特的歌剧创作。他以艺术心理学方法对《唐·璜》中角色的动机、行为和莫扎特的音乐处理以及象征手法进行分析，认为莫扎特对角色的构思并非源于现实生活，而是凭着直觉和潜意识（即无意识）完成，构思的过程就是升华的过程。所以他的音乐常常游离于剧词、情节之上，独立地表达他心目中人物的典型性格、情感。

关于这一问题勋伯格是这样看的：“莫扎特应属使歌剧超越娱乐目的的第一人。他之所以有此魔力，是因为他……象大众一样，也带有着欢乐、感情洋溢、而又不可压抑的本性，也因为他希望藉音乐表达心绪、境遇与特性。他真是歌剧界的第一位现代心理学家。”勋伯格接着摘引的莫扎特信函中有关他在某咏叹调的写作中如何用不同的音乐手法表现人物当时心情的两段话，可以证实莫扎特创作时确非以歌词为依据，而是以表现角色个性、情感为中心的。此外，从勋伯格所摘引的另一段莫扎特信中语也反映出他对歌剧及其中音乐与剧词的看法：“是何原因使得歌词卑俗的意大利喜歌剧到处受人欢迎……原因只是由于此地唯‘音乐’是尚，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顾。其实一出歌剧只要情节得当，就可以稳操胜算，歌词写出来只是为了要适切地配合音乐……”

希尔德斯海默也探讨了莫扎特与宗教的关系，认为宗教事物在他的精神生活中没有位置，他对作为制度的教会不感兴趣。勋伯格也提到：“他不顾艰难险阻，极力抱持着心中的大愿。他也不肯中规中矩地呈上教会音乐，只肯创制轻音乐，但是绝不流于低俗。”莫扎特心中的大愿当然是在音乐世界里尽情发挥驰骋，对于他来说，至高无上的唯有音乐。

借助这一系列新的观点，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莫扎特：从表面看，他生活在社会现实里，但从深层心理上说，他只活在他的音乐世界中。在社会、政治的角度，他是幼稚、被动的，还时常不自觉地游离于其外，但在音乐的角度，他是主宰者。他的音乐中表现出的深沉的人性是广义的、在他的潜意识中升华了的人性。笔者认为，莫扎特的音乐作品为何比其他许多当年同样显赫的大师的作品表现出更强的超时空性，希尔德斯海默的观点应不失为对此问题的一种解释。

导致希尔德斯海默得出这些观点的据称是艺术心理学方法，而在他的《莫扎特》成书的1977年，艺术心理学领域、尤其是研究艺术家心理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就是精神分析学。从上文提到希尔德斯海默侧重无意识心理分析这点也可说明，他采用的应为精神分析学的学说和方法。但此时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和许多的变化，希尔德斯海默分析的具体理论依据和方法操作因没有原著无法弄清。只有一点比较清楚的，就是希尔德斯海默分析的依据不仅有莫扎特的书信，还有他的音乐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古人进行精神分析材料不足的问题。音乐作品是音乐家的精神产品，而且往往是人的情感乃至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因此，要走进音乐家的精神世界，尤其是要探究其无意识深层的话，从音乐作品入门确是一个好办法。但这要求研究者同时是心理学和音乐艺术的行家，甚至在研究歌剧作品时也是戏剧方面的行家。这一点希尔德斯海默做到了，所以他的研究就有了突破。而早些时候弗洛伊德通过著名的《摩西》雕象所作的米开朗基罗心理研究，则被认为是不理解造型艺术，认为他的精神分析只从观念上研究作品的意义，所关心的只是作品的题材。可见艺术心理学到本世纪中叶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对后来的研究者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分析及看法——关于精神分析学与音乐史人物个性心理研究

综上所述可见，在西方音乐史人物个性心理研究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借鉴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学说和方法。

也许有人会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已经过时。但是，他提出的无意识概念，以及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的人格结构学说难道不是在争议声中至今仍受到相当普遍的重视吗？对人的无意识现象进行研究正式始于弗洛伊德，而且无疑这是他影响当代西方思想的主要方面。因此美国心理学家波林说：“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是一部心理学通史了。”（注：引自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E.G.波林著、高觉敷译《实验心理学》第814页。）在西方音乐史学领域，如希尔德斯海默所指出的，音乐家的生活和创作都牵涉其无意识心理，不探讨无意识心理，就难以真实、准确地把握音乐家的生活和创作。

此外如前所述，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学说出现了不少变化和发展。如荣格提出并强调作为种族记忆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它包含连远祖在内的过去各世代所累积起来的那些经验的影响。他认为人格结构的第一层是意识，第二层是个人无意识，第三层是集体无意识。他还根据“里比多”能量的方向来确定“外倾形”和“内倾形”，并据此划分不同的人格类型。又如强调人格结构中的自我与环境间的相互调节作用、强调环境影响和人际关系对自我发展重要性的自我心理学学派，这一学派试图使精神分析从以本我为中心的原理论框架中解脱出来，走向正常人而非精神病人的发展心理学。但最终没有逃脱本我内驱力的羁绊，没有给自我以真正的能量。前述埃里克森历史人物研究的理论基础也属自我心理学，他还引进了个人每一发展阶段都伴随其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不再把人格发展的决定作用局限于人生的早年阶段。但又存在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机械平等论、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大为增加的精神病患者的病因明显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因素，致使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形成。该学派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把文化因素、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对人的心理形成及发展的作用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试图以此来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定位。我们从布劳科普夫的马勒研究里可以看到类似的特点。由于社会文化学派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潜意识的动能作用、压抑和抵抗、精神决定论、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联想法等，所以被称为新精神分析学派。

总之，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无意识理论以及自由联想技术被保留并发展了。他的人格结构说被后人从各个不同角度补充、修正过。而他的有关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谬误，即只强调了人的生物性，忽略了人的社会性。但与此相关的“升华”说被演化为人格结构中的本能内驱力说，常常成为艺术家人格研究以及艺术创造力的研究中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理论。还有人认为应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扬弃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即既要看到人受压抑的一面，又要看到人有超越的一面，如艺术创造就既可能是因为不能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升华的结果，也可以是人的情感形态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但无论如何，在今天的艺术心理学领域仍然不能不提弗洛伊德，音乐家个性心理的研究也仍然需要借鉴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

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无意识和人格就是研究人的精神活动、内心体验。但人的体验是不能被他人直接观察到的，要客观地研究人的觉知水平只好以推论为依据。所以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其它富于实验性、操作性、因而更具科学性的心理学学派似乎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而独树一帜的弗洛伊德心理学学说也就因而带有了心理玄学的性质，成为一种具哲学意味的心理学。也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迄今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要大于他在纯粹的心理学界和精神病学界的影响。作为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学说的确已过时；但是作为哲学理论，它不会过时。换言之，我们应该明白，在音乐史人物个性心理的研究中所借鉴或采用的精神分析学说、方法，其人文属性要大大强于它的科学属性。这也许就是它之所以使历史学界失望、以及在音乐史学界我们时常更愿意称某研究所取的是一种心理学视角而非方法的缘故之一了。

而另一个缘故如前所述，精神分析的主要操作方法——弗洛伊德创立的自由联想技术——无法直接用于业已作古之人。象马勒那样在生前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例子不多，所以分析只能以研究对象的书信、谈话录、手稿和作品，以及有关记载和报导、其同时代人的有关描述和评论等主客观两方面的材料为依据。弗洛伊德的《列奥那多》就是一个不能算成功、但却具有开创性和启迪性的先例。

笔者认为，在西方音乐史人物的个性心理研究方面，如果不强求方法的科学性、操作性，而是象布劳科普夫那样，从人文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以心理学方法与非心理学方法结合，在多个角度、层面上对人物个性心理进行交叉、立体透视的形式，达到研究结论具相当程度客观性、准确性的目的，似更为可行。亦即仅把精神分析学作为所参照的方法之一，看问题的角度之一。而在具体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方面，如果有关材料较为准确、充足，尤其是研究者又象希尔德斯海默那样，既掌握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又能联系有关音乐作品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也应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突破。


牛顿的心理学传记与精神分析法

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学传记，并不是泛指传记中有心理活动的一般性描写，而是指通过心理学理论分析特别是精神分析理论来揭示传主的某些特殊行为。按照卢念（William McKinley Runyan）的定义，“心理传记学可定义明显地使用系统化或正式的心理学知识于传记研究”（William McKinley Runyan著，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丁兴祥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第242页）。这个定义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是心理学的范围很广，不限定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尽管心理学传记始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对意大利著名科学家与文学家达·芬奇的研究，精神分析传记也在心理学传记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人格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非精神分析应用在传记中。第二，心理学传记也不限定于对人格的分析，尽管传记在描述、解释和评述传主一生的发展的时候，必须揭示出这个传主区别于其他人的个性特征，也就是传主的人格。人格属于心理学概念，它是个体独具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称，是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的综合表现。心理学应用于传记，主要是分析和寻找和传主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的那些特殊事件的心理学证据，包括潜意识、早期经验等对传主行为动机的影响。第三，心理学理论应用在传记中是明显可见的，因而排除了简单而隐含地应用心理学常识的传记。对传主的心理描写在传记中是随处可见的，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

　　本文将要讨论有关科学家的心理学传记，探讨心理学如何诠释科学家的生命历程和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尽管这方面的传记案例并不多见。


　　1 福伊尔关于牛顿、马赫等人的心理学分析

　　福伊尔（Feure）是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在196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学术专著《科学知识份子：近代科学的心理学与社会学起源》（The scientific intellectual: the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2）。17世纪以牛顿为典型的科学家引发的科学革命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遵循韦伯的新教伦理观，默顿等科学史家认为科学革命的动力来自于新教徒的禁欲主义和道德赎罪的伦理观念。福伊尔虽然也认同韦伯的新教对科学革命的影响，但他认为不是禁欲伦理的消极观念而是享乐主义-自由主义伦理的积极观念才是科学革命的真正起源：“在这本书中，我试图表明科学知识份子诞生于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精神，它蔓延到16到17世纪的欧洲，直接培育了人类求知欲的解放。不是禁欲主义，而是满足感；不是罪恶感，而是对人类状态的喜悦；不是自我放弃，而是自我肯定；不是原罪，而是原始的长处和价值；不是忧郁，而是欢愉；不是藐视个人的身体与意识，而是欣喜于它的物质实在；不是乐于痛苦，而是赞美快乐—这才是17世纪科学运行的情感基础。”（同上，第7页）不过，福伊尔的“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享乐的最基本的动力仍然是性。在他的眼里，每一个科学家都可以是享乐主义者，既使他只品尝过一杯咖啡或者斜视过一位漂亮女人，因此虽然牛顿从未没有结过婚，很少有朋友，但福伊尔仍然可以用他的观点来诠释牛顿的科学发现的动力。


牛顿  

　　在作者看来，牛顿与科学的关联与恋母情结有关。牛顿是个遗腹子，而且很早母亲改嫁，由自己的外公外婆抚养成人，早期远离母亲的经历造成了牛顿心灵的创伤，也导致了牛顿对母亲的渴望。牛顿曾自制风车，用老鼠作动力，老鼠带动风车旋转给了牛顿快乐。作者猜测这正是牛顿心中的渴求母亲的情感表达，因为老鼠和风车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牛顿在1665年到1667年期间做出了关于微积分、光学和重力学的三大发现，可能是牛顿回到了母亲身边、享乐达到了极致的结果。牛顿与莱布尼兹、胡克争夺优先发明权，确保自己的第一位置，似乎是牛顿为了补偿童年痛苦的经历的结果：他的母亲离开他和另一个男人和孩子们生活去了。牛顿的母亲死于1690年，也导致了牛顿科学生涯的终结。当竞争造成的紧张导致科学的快乐受到威胁的时候，牛顿更是远离了科学，从政治和社会中寻找快乐。总之，作者认为“作为一个对他的工作有着潜在的情感的自恋的享乐主义者，牛顿的伟大，如同开普勒的一样，或许是对母性拒绝的回应的结果，不是通过禁欲的自我牺牲，而是在征服自然世界中寻找一种替代。这种从受虐狂般的禁欲主义到自我肯定地掌握自然的转变，必定是导致近代人区别于中世纪人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心理革命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与科学的世代》（Lewis S. Feuer, Einstein and Generations of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Inc.1974）是作者继续采用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20世纪初期科学发展的学术专著，而不是一本的普通科学家传记。作者以人物为主要线索，分析了马赫、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德布罗意等科学家如何是发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讨论了科学革命的代际运转和科学学派中的冲突等问题。作者对马赫、玻尔、海森伯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形成的分析，则是精神分析法应用于科学家的颇受争议的案例之一。

　　马赫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先行者，马赫自己也有兴趣于意识、梦及其相互关系的联系，因此作者觉得采用心理分析来探索马赫的科学概念的起源便是顺理成章的。在作者看来，马赫的相对思想的萌芽是5岁时看见风车运动的产生的潜意识唤醒的结果。风车中轮齿相互啮合驱动石磨运转，意味着一种平等关系，这是马赫心中两种现象功能相互依靠的最初图景，是对父权独裁的反叛。在相对主义者的概念中，时间（男性的隐喻）不再是牛顿力学与康德哲学中的绝对存在，而是和空间（女性的隐喻）紧密相连。总之，“相对化了的世界，在其中没有特别授权的特权的架构，没有绝对化，是一个人对废除父权的、神权的、政治的和性的绝对化的渴望得到实施的世界。像爱因斯坦，马赫经历着一场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令人痛苦的拒绝，尤其唤起了马赫身上的唯我主义和孤独的认识论的倾向。”

　　马赫晚年极度反对玻尔兹曼的原子论，这种科学认识论的冲突是恰恰早期马赫与父亲的紧张关系的反应，因为原子论者代表着父权，反对原子论者就是从父权统治者解放出来。马赫与父亲的冲突是在他少年时代形成的，马赫希望“与大气压力下的风车和实验一起翱翔，挣脱拉丁语法的束缚”，而父亲则失望于儿子缺乏贸易或商业的能力。马赫把“原子（atoms）”称为“石头(stones)”,而“石头”在经典圣经里象征着“睾丸”。马赫要寻找的是一个没有石头的世界，一个去原子化的实体，在其中父亲本人被阉割了；马赫作为一个儿子则被投影进一个最根本的、神话般的反抗父亲的物理理论中。


　　2 曼纽尔对牛顿的心理学分析

　　1968年，曼纽尔（Frank E. Manuel）出版了应用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牛顿的传记《艾萨克·牛顿的画像（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196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文依据的是1990年Da Capo出版公司的重印本。）》。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牛顿的科学贡献较少着墨，而是用较多的篇幅来分析牛顿的个性，特别是它与其他人的冲突。精神分析理论把人的一生分为几个特别的阶段，而早期的生活经验必将影响个人后来的行为。婴幼儿时期经历的创伤以及形成的恋母或者恋父情结成为精神分析的常用工具，曼纽尔对牛顿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曼纽尔眼中，牛顿早期的经历是一个难得的典型案例。牛顿出世前三个月，父亲老艾萨克已经去世，出生时身体非常虚弱，这给了牛顿追求父亲的动力。当现实生活中无法找到父亲原型时，天父上帝便是牛顿的渴望的父亲的替代品，因此牛顿一生都醉心于神学的研究。牛顿到三岁一个月时，母亲汉娜便改嫁牧师史密斯，牛顿进一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母爱，从而产生了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变成了后来他对自己所拥有的地位、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焦虑，害怕被人像母亲一样剥夺而去，同时他也憎恨类似史密斯那样的男人，后来的胡克、莱布尼兹变成了史密斯的替代者。同时，母亲改嫁的地方离牛顿居住的伍尔索普很近，这使得少年牛顿对母亲的渴望时常激发，这也成了牛顿追求科学的动力。牛顿11岁时，母亲因史密斯去世，回到了牛顿身边，但带回了三个弟妹，这些人也抢占了母亲对他的爱。1665-1666年，因为瘟疫流行，牛顿从伦敦回到伍尔索普。在这被称为牛顿奇迹年里，牛顿发展了微积分、形成了外有引力的概念，这恰恰是牛顿在母亲身边完成的。“他第一次对数学的活跃兴趣有据可查到1664年的9月和对动力学的1665年1月，1664年12月和1665年4月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有彗星观察的常见书的借阅登记，尽管自那时起，在他因瘟疫回到伍尔索普之前，天空已经为牛顿打开，但是贬低发现之地和他母亲个人在伟大天才勃发的1665年和1666年的重要性，是不明智的。”（同上，第82页）

　　更为重要的是，好斗的天性伴随了牛顿的一生，违背他意愿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例如，因为与弗拉姆梯德和莱布尼兹的不和，在他的《数学原理》一书再版时，他删去了弗拉姆梯德和莱布尼兹等对他的著作有过贡献的名字。曼纽尔认为这些过激行为的根源来自于童年时期的创伤：“狂怒来自于个人的历史状态的累积，是童年创伤的法定的遗产，开始于婴儿与哺育他的那个人－他的母亲，跟了史密斯－的分离的焦虑。狂怒继续下去是因为得不到完全的或有效的排解，或者被那些似乎重新产生少年时代的情感高峰的生活状态所唤醒与激发。”因为条件的限制，少年时期的他不能对他的继父或者同母异父兄弟实施报复行为来排解他的焦虑，但是当成为大的科学家后，他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来挫败他的对手和敌人，不管他们或者活着已死。在曼纽尔看来，牛顿到死也没有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伤痛如此之深，愤怒如此无际，只要活着就不能得到满足。他的胜利没有减轻痛苦，他的愤怒被所供之食所补充。”（同上，第348页）


　　3 鲍尔比对达尔文的心理学分析

　　鲍尔比是英国的心理学家与精神分析临床医生，他发展起了一套婴儿依附理论。他认为，婴儿和他的照顾者（例如父母、保姆等）之间形成了一种持久的情感纽带—依附关系。这种依附独立于物质需求之外，是照顾者和婴儿之间满意联系的需要，而满意联系对婴儿以后正常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当最初的照顾者失去后，婴儿会经由害怕、压抑和淡漠等阶段后产生“去依附关系”。依附关系的生物学目的在于可以帮助婴儿在与其人交往和接触自然环境时获得生理安全感。鲍尔比认为，依附关系的形成分为4个阶段：在6周以前为前依附阶段，婴儿还不知道自己与照顾者的关联，既没有意识到自己依靠照顾者，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独立于照顾者，这时婴儿允许其他任何人照顾自己；从6周到6至8个月为依附形成阶段，婴儿能够区分照顾者和陌生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变得小心谨慎；从6至8个月到2岁之间为依附确定阶段，这个阶段的婴儿会产生一种分离焦虑，有一种与母亲身体分离的本能恐惧，当某种东西不在眼前时他也能够感知它的存在。这个时候，需要母亲负责平衡这种焦虑。2岁之后为交互关系阶段，这个时候婴儿会比母亲更多地平衡焦虑。鲍尔比认为，在2岁之前，父母作为照顾者角色的责任在于提供给婴儿一个基本的安全感，包括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让婴儿认同自己的角色即明确自己与母亲或者其他人的关系，让婴儿在照顾者逐渐增加离开时间和次数的时候拥有安全感。

　　鲍尔比把达尔文作为一个案例，使用他的依附理论来分析早年丧母对达尔文的性格和心理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作用在达尔文的一生，撰写了一本全新的传记《达尔文：新的生活》（Charles Darwin: a new life，W·W·Norton&Company,1991）。


《达尔文：新的生活》  

　　达尔文8岁时母亲不幸去世。很多早年失去母亲的人在童年和青年阶段容易变得压抑、自卑，父亲在达尔文的一生中扮演的另外一种角色，则加剧了达尔文的人格弱点。鲍尔比认为，在达尔文的母亲去世的时候，达尔文没有把内心的悲伤发泄出来，而是被他的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以怕伤害家庭成员的心而遏制了。在后来的生活中，母亲模糊的印象萦绕在达尔文的脑海中。这种精神创伤成了达尔文精神疾病的根源。达尔文在母亲去世后，经常独自出去无目的地漫游。“在这段较长、孤独和专心的漫步期间，达尔文处于一种专业术语称为‘神游症’的精神状态，即向梦游般地忘记了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这种状况在那些不能从失去亲人中恢复过来的人中是常常出现的。”（同上，第62页）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达尔文，人称罗伯特医生，在当地颇有名气。他身材高大，大腹便便，威严不俗，表情严肃，行动庄重。罗伯特医生医术高超，因医德高尚深受病人敬重。妻子的死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难以自拔的烦郁之中，家庭成员也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们避免谈论达尔文的母亲，使得达尔文对母亲的印象不深。父亲在医学方面的行为表现，得到达尔文的尊敬，而他的严肃加剧了父子间的距离，达尔文面对难题时更愿意去找自己的舅舅。鲍尔比写道，“如果说达尔文对父亲的过分崇拜有些极端，而造成发展到这一步的环境则留在了记忆中。最根本的是他父亲确实有令人称羡的特质。他善良慷慨，有学问，好读书，所以他的观念值得尊敬。而且，按照达尔文自己的说法，他的父亲‘具有相当敏感的性格’，所以不管什么惹怒或者伤害了他，他都走向性格的另一面，便很容易发脾气。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是他唯一的家长。当他和父亲的关系变得紧张后，他没有可爱的母亲可以依靠。而这时，他的姐姐们出于对弟弟的同情，只能是更加愚蠢地激怒父亲。”（同上，第69-70页）

　　鲍尔比认为，每当达尔文的智力活动和焦虑状态构成了一对矛盾，智力上的兴奋和高度紧张的心理焦虑对达尔文的身体打击最厉害。“1937-1939年，达尔文无疑取得了突破，因此处于最大的智力兴奋中，但他同样也充满了焦虑。他的笔记显示，达尔文知道他的进化理论在宗教和政治上暗含着危险—特别是在哲学地位上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尽管他时常怀疑自己的观点。这个时期，唯物主义不仅与法国革命的恐怖等同，同时在英国也被认为是鼓吹激进的政治活动。而且，为阻止知识分子宣传这种思想，处罚严厉的法律也在实施中。”（同上，第212-213页）而恰恰是这段时间，达尔文的疾病最严重。

　　在鲍尔比看来，人们通常会赞扬达尔文的谦虚的精神，实际上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弱点，是精神疾病的表现。他的心理疾病也造就了达尔文懦弱胆怯、优柔寡断、克制冷静、自谦到近乎自悲的性格弱点。“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尽管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成就和名气，达尔文时常害怕批评。这种害怕既来自自己也来自别人，他一直不满足对放心的渴求，这种不满也时时地渗透出来。”（同上，第71页）

　　鲍尔比的结论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当一个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但通常被家庭阻止了诸如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表达和妨碍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情景的认识，他的后来的生活容易产生相当多的这类情感问题。问题包括难于表达类似情感，难以分辨产生问题的情况以致情况继续发生，难以分别是哪种情绪在困扰着他。”（同上，第79页）


　　4 对科学家的心理学传记的简单评述

　　多年来，心理学传记在分析传主的个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但也受到了很多的争议，“不管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所有传记作者使用心理学来理解和讨论人格，但是心理学象笔迹分析那样会是令人迷惑的或者引人争论的。”（Paula R. Backscheider ,Reflection on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第113页）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心理学传记所选取的那些证据如日记、书信、梦的叙述很难说是充分、可靠的，二是心理学传记作家重建或者回溯的传主的童年历史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三是心理学传记往往过分重视童年经验而忽视后来的生命历程的简单化倾向；三是心理学传记把童年经验对成人的性格行为的影响看成是必然的、决定性的；四是精神分析传记在心理学传记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传主被当成精神病人来处理。

　　对科学家传记作者而论，科学家的创造力来自何处、科学家行为的怪僻、科学家对优先权的态度的等等是一些难以解释问题，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对科学家优先权的争论，著名的科学历史学家默顿（R. K. Merton）的看法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必然结果：“关于频繁出现的科学中有关优先权的争论不能解释为根植于人性中的个人主义，或者根植于科学家个人的个性，因为科学家们尽管在其他生活领域可以是谦谦君子甚至是卑躬屈节的人也会强硬地提出它们的优先权要求。然而可以认为，这种冲突的样式主要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价值和规范始料不及的后果。这种体制把首创性看成是最高价值。”（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第12页）这与曼纽尔等对牛顿的争斗优先权来自于对牛顿儿童时期母爱缺失的补偿的解释，相去太远。

　　在我看来，更可能的情况是，不同传记中对传主行为和个性的多重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它们各自揭示了生命中复杂性的现象的一个侧面。在问题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前，心理学解释也是它的价值和存在的必要，正如韦斯特福尔这样评价曼纽尔的书：“该书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对牛顿的性格根源进行了精神分析，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切合实际，它毕竟不同于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对牛顿所做的描述。”